核心要点

　　全球已知罕见病超过 10000 种，其中95% 尚无治愈方法。研发一种全新疗法往往需要耗资数十亿美元，耗时超过十年。而罕见病患者群体有时仅有几千人，甚至几十人，制药企业因此不愿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与资金去开发一款大概率无法盈利的药物。

　　老药新用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它旨在为已上市药物寻找新的适用病症，而非局限于其最初研发目的。如今，已有机构开始借助人工智能让这一过程更高效。

　　当戴维・法伊根鲍姆博士与同事筹备创办专注于老药新用的非营利组织 Every Cure 时，面临一个关键抉择。

　　“做老药新用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开门接诊，让患者和疾病组织找上门，说‘能不能为我的病找种药’，” 法伊根鲍姆说，“另一条路则是…… 利用 AI，在所有药物与所有疾病中寻找最容易突破的靶点。”

　　法伊根鲍姆与联合创始人选择了第二条路。

　　Every Cure 不会针对某一种特定疾病寻找专属疗法，而是筛查现有药物是否能对任何已知疾病产生疗效。团队先找出药物与疾病的匹配关系，再对接能从中获益的患者。这与传统罕见病药物研发模式截然不同。

　　“以往的科研逻辑是，你想让谁做研究，就得去找他、给他钱，” 法伊根鲍姆说，“所以总有人找上门，说‘我们想让你研究我们的病，钱给你’，而我们只能拒绝…… 我们不这么运作。”

　　他坦言：“把这个理念传递出去，其实并不容易。”

　　因此，尽管法伊根鲍姆在利用已上市药物治疗罕见病方面成果卓著 —— 他称过去 12 年间，自己的研究已帮助挽救超 1000 名患者的生命 —— 但机构的融资之路依旧艰难。

　　“成立第一年，我们一分钱都没筹到。” 法伊根鲍姆说。

　　罕见病领域的慈善捐助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捐赠者通常只愿意资助与自己家人相关的疾病研究。

　　所以，尽管早期有不少机构愿意为胰腺癌等疾病的老药新用研究提供资金，但 Every Cure 坚持不针对特定疾病的原则。这意味着法伊根鲍姆必须拒绝所有只想资助特定疾病疗法的捐赠者。

　　“第一年我们谈了几十次这样的合作，拒绝了大笔资金。但我们坚信这是正确的选择，” 法伊根鲍姆说，“我不想陷入这样的境地：拿了资助…… 花五年时间、耗费别人 500 万美元，却一无所获。”

　　不过，法伊根鲍姆最终还是找到了愿意支持其 “不针对特定疾病” 模式的合作方。陈・扎克伯格倡议是早期支持者，莉迪亚・希尔基金会、旗舰先锋创新基金以及阿诺德风险投资基金也加入其中。

　　最终，Every Cure 获得了 TED 大胆项目的 6000 万美元承诺资金，并从美国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拜登政府 2022 年设立的联邦资助机构）两轮融资中拿到超 1.3 亿美元资金。

　　初步成果令人振奋。自 2022 年底成立以来，Every Cure 已在老药新用管线中确定 10 个在研项目。

　　“第一年我们全力募资，搭建资金基础；第二年组建团队；第三年真正推进研发管线，” 法伊根鲍姆说，“这 10 个在研项目中，我们预计大部分都能最终惠及患者。”

　　他为基金会设定的目标是：到 2030 年，通过老药新用实现 15 至 25 种疾病的可及治疗，而团队过往已有成功先例。创办 Every Cure 之前，核心团队就已为 5 种疾病成功挖掘出 14 种老药的新用途。

　　AI 在疾病研究中的威力

　　法伊根鲍姆本人患有罕见且致命的卡斯尔曼病，他当年正是通过分析自身血样、查阅数千篇科研论文并亲身试药，才找到可用于治疗该病的老药。

　　在与这种罕见免疫疾病抗争的三年多里，他曾五次濒临死亡。

　　而如今，Every Cure 借助人工智能极大简化了这一流程。

　　团队技术部门每月都会对约 4000 种已上市药物进行评分，评估它们对超 18000 种已知疾病的潜在疗效 —— 匹配组合高达约 7500 万种。三年前，生成这份清单需要 100 天，现在仅需约 17 小时。

　　随后医学团队会对最具潜力的候选方案进行复核，通过深度分析筛选出最值得推进的疗法。Every Cure 仅会推进那些既能有效治疗重症，又在机构资金承受范围内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方案，单种药物的临床试验费用约为 300 万至 700 万美元。

　　Every Cure 的目标不只是发表研究成果，更要全程推动药物落地：实验室验证、临床试验、监管沟通、医生教育，最终让疗法真正送到有需要的患者手中。

　　“我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全流程覆盖，” 法伊根鲍姆说，“我们不只是找到匹配关系就发篇论文，而是要发表成果、验证疗效，并找到需要它的患者。”

　　为说明这一模式的效果，法伊根鲍姆以 Every Cure 在巴赫曼 - 布普综合征上的研究为例。这是一种 2018 年才首次确诊的极罕见神经发育障碍疾病。

　　团队与首次发现该病的研究者合作，发现一款几十年前为治疗非洲昏睡病研发的药物，可抑制诱发该病的关键蛋白。

　　法伊根鲍姆表示，目前已有 6 名患者接受该药物治疗，其中 5 名是儿童，且全部出现显著改善：能够坐起、与亲人更多互动，部分孩子甚至取得了此前看似遥不可及的进步。

　　“这正是我们创立 Every Cure 的初衷。” 他说。

　　老药新用 vs 全新药物研发

　　法伊根鲍姆并不认为老药新用可以替代罕见病领域的全新药物研发。他承认，许多疾病仍需全新疗法，也正积极与开发创新方案的伙伴合作。但他坚信，两条路径必须并行推进。

　　“我认为两者缺一不可，” 他说，“我们需要有人持续研发新药，也需要有机构专门梳理已上市药物…… 我们并非认为所有疾病都能用现有药物治愈，而是坚信所有能用现有药物治愈的疾病，都应该被治愈。”

　　对于批评者所称 “投资老药新用会挤占新药研发资金” 的观点，法伊根鲍姆用数据回应：

　　“研发一款全新药物需要 10 亿至 20 亿美元，耗时 10 至 15 年，” 他说，“而我们的花费永远只是这个数字的零头。”

　　但在为那些已无商业利润、药企不愿生产的老药寻找新用途时，Every Cure 又遇到了新难题。

　　“有些药物仍在专利期内，但药企甚至不愿再生产，因为连盈亏平衡都达不到，生产成本高于收益，” 法伊根鲍姆说，“我们目前就有一个项目面临这种情况，合作方是一家大型药企。我正努力说服他们，这是正确的事。”

　　正如法伊根鲍姆所言：“医疗体系对新药运转顺畅，对老药却完全失效。” 他认为，一旦药物变为仿制药，“为其开发新用途就无利可图”。

　　而这一空白，正是 Every Cure 的价值所在。在时间宝贵、商业激励有限的罕见病领域，老药新用与新药研发并行，能够挽救本不该逝去的生命。

　　不过，推动这些发现在监管体系中落地同样困难重重。

　　Every Cure 面临的 FDA 审批流程仍基于传统申办方模式构建。“我们与 FDA 沟通时发现，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申办方，因为原研药企对此毫无兴趣，” 法伊根鲍姆说，“我们只是一家独立非营利机构。” 这对习惯与药企打交道的监管者而言显得十分反常。“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来做这件事？’因为这能救孩子啊！”

　　因此，向医生普及相关疗法也成为 Every Cure 的重要使命。老药新用的疗法并非必须获得 FDA 批准才能用于患者，医生可以进行超说明书用药，这在罕见病领域十分常见。

　　尽管如此，法伊根鲍姆表示，获得 FDA 认可仍有重要意义：能简化保险流程、增强医患对疗法的信心，并提升药物疗效的公众认知度。

　　即便面临重重阻碍，Every Cure 仍在不断开拓新领域。法伊根鲍姆认为，一切努力都值得。“我们做老药新用，就是为了挽救生命，这是我们唯一在乎的事，也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唯一初衷…… 拯救并改善生命。”

　　对于那些早已习惯听到 “自己的病太罕见、太复杂、缺乏商业价值，不值得研发疗法” 的罕见病家庭而言，Every Cure 本身就在打造一件同样罕见的事物：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医疗体系。